一间宿舍里，一个身高将近1米8的大学新生站在地上，看着年近半百的妈妈爬到上铺给他挂上蚊帐，铺好被褥；电话里，一名女大学生正在和父母讨价还价想买一部新款手机，理由是要在同学中最早用上这个功能最新的手机；为了评上奖学金，一名学生晚上11点给自己的班主任打电话，诉说竞争者的种种“劣迹”……

 

这些发生在大学校园里的镜头，让人们对大学生的评价越来越“不客气”：责任感越来越差，自我感觉却越来越好；依赖感极强，做起事来却好高骛远；理想缺失，过多追求物质享受……

 

但是，那些每天接触学生的辅导员，却认为这些评价带有一叶障目式的偏颇。

 

想做一辈子辅导员的马昕：“现在大学生的素质比过去的高”

 

“进入大学，走出独立生活第一步，请你自己办理入学手续。”这是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今年新生入学手续办理处挂出的一个条幅。条幅下，拉起的绳子把家长拦在各类手续的办理区域之外。

 

“我们就是想让学生能够从进入大学的第一步起，学会独立处理一些事情。”这一做法的创意者、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学工办主任马昕说，其实这也只是一种象征，关键是提醒大学生要树立自立意识。

 

今年32岁的马昕，1998年本科毕业后，一直从事专职辅导员工作。几乎每天都与学生打交道的她，总是不太同意社会或是媒体对大学生的一些评价。

 

“现在中小学非常重视素质教育，进入大学后，有各种培训、比赛，这都使大学生无论在专业知识的掌握还是其他各方面的能力上都超过当年的我们。”马昕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现在的学生很自信，有闯劲儿，干事情不怵头，表达能力也非常强。可以说，现在的大学生整体素质比过去高。

 

但是她非常清楚现在的大学生缺乏的是什么：“按照冰山理论的观点，顶峰是知识，而基础是动机、态度和意志，现在大学生的不足在基础方面。”

 

马昕记得在一次就业指导讲座上，一个用人单位的负责人明确指出，现在的大学生存在的问题都在非智力因素方面，比如吃不了苦、抗打击能力弱、与人合作能力差等等。

 

“不能对学生求全责备，现在大部分是独生子女，在家长的保护下，他们从小自己处理问题的机会就少，高中的考试压力，也使他们没有太多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这就是高校辅导员面临的情况。”连续9年从事学生工作，马昕感觉辅导员要学习的东西在不断增多：“心理健康指导、职业生涯规划、公民道德教育，这都是辅导员需要系统掌握的知识。”

 

在学生素质不断提高，新问题也不断出现的情况下，马昕很清楚，正确的工作方法不是事事包办，而是要注重引导。她说：“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为学生的成长成才、择业就业服务。”

 

因此，她从不为了搞活动而搞活动，也从不把一个班的成功经验简单地复制到其他班，而是结合学生需要，结合不同班级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活动。

 

文学院0502班在入学后的各项活动中表现得都不是很积极，班级也缺乏凝聚力，她就与同学聊天，暗自观察。她发现这个班的同学都很爱看书，于是提出在这个班建设学习研究型班集体的设想。这一提议让全班同学活跃起来，同学们按专业分成了若干个学习小组，并制定出学习计划。马昕还联系了专业老师、研究生、高年级党员为同学们做课外学习指导。

 

学习活动的开展增强了班级的凝聚力。0502班曾被评为学风建设先进集体，并成为期末考试无人监考示范班。

 

现在的马昕常觉得自己比9年前的心态年轻：“做一辈子辅导员也没什么，因为我喜欢这个工作。”

 

28岁的十七大代表包涵：“每个大学生都是独具特色的个体”

 

复旦大学有这样一位学生辅导员，4年中她共撰写辅导员周记150余篇，累计12万字，在学生住宿区的宣传栏阅读她的周记已经成为很多学生的习惯。这个大姐姐式的辅导员就是包涵。

 

“我相信大学梦的实现会把你们继续引向各自的最终理想，希望你们之后的每一步和你们过去的每一步一样地坚实沉稳，一样地信心百倍。”这是包涵在给学生的第一篇周记中写的，这一天，包涵正式走上辅导员岗位。

 

包涵认为，大学生生理上虽已成年，但由于初离父母、缺乏必要的社会经验，心理上还处于“断乳期”，因此对他们的教育需要引导，不可强迫。她采用周记的形式与学生沟通，用轻松、口语化的记述方式，写下对班级状况的评价、对学生生活的指导、对近期学校里及社会上某些现象的看法等。而是否阅读、何时阅读则由学生自行决定。包涵觉得让学生自己去思考、去接受，远比说教更能起到沟通、教育的作用。

 

包涵在担任辅导员的同时也在攻读硕士学位，她趁学生上课的时间在实验室埋头苦干，学生下课后，她便与学生泡在一起，观察学生，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每个周末，她一定会放下手边的工作仔细回忆一周的工作，写下一篇篇周记。在她看来，做辅导员与做研究生是可以相互调剂的，当看文献比较累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下班级工作如何开展，或者与学生聊一会儿天。

 

“现在的学生比我们更活跃、眼界更开阔，他们知道的、掌握的更多。”包涵说她可以负责任地说，现在的大学生整体水平比原来更高，至于有时人们的评价低，是因为社会对大学生的要求提高了。

 

包涵举了一个例子说明她的观点：“我第一次去K歌是在大一的时候，而我姐姐的小孩初三就去K歌了。原因就是去歌厅已经不是一种高消费，也不再是新兴事物。所以外界对大学生的评价也要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不能单纯地纵向比较。”

 

她觉得现在的大学生比过去更讲吃、讲玩、讲穿，是因为社会在发展，不能简单认定他们只是单纯追求享乐。当然所有的追求都不能太离谱。

 

年龄差距小，使包涵和同学们有许多共同语言，她在专业上也能给自己的学生一些指导。要对学生负责的责任感，使她不断地研究新的工作方法：“辅导员不能把大学生当做群体来看，因为每个人都是独具特色的个体。即使对他们进行团队训练，也是为了每个人的发展。”

 

包涵的工作得到了回报，2002、2004两年，包涵所带的班集体两次荣获上海市优秀集体称号，她也获得了上海市十佳辅导员、复旦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先进个人等多个称号。今年，28岁的她还当选为党的十七大代表，金秋十月要去北京出席党代会。

 

“双肩挑”带出优秀国防班的李刚：“如果学生太完美就不需要辅导员了”

 

刚刚博士毕业留校的李刚，其实已经有了5年的“教龄”——本科生辅导员。在清华大学，辅导员专指担任本科生辅导工作的在读硕士博士们，他们一边读书，一边当“老师”，这种“双肩挑”的工作方式是清华大学学生工作的一大特色。

 

2002年李刚本科毕业，被保送本校硕博连读，同时担任了清华首届国防班无011班的辅导员。刚开始时，他经常失眠：国防班是个新生事物，要帮助学生坚定献身国防事业的决心，自己的责任太重了。

 

像其他辅导员一样，他搬到本科生宿舍，与自己的学生几乎是同吃同住在一起。白天，他和学生一样去上课、去实验室；到了晚上，他逐一找学生聊天，对班级情况进行“摸底”，结果感觉班级整体的学习基础与同年级其他班级相比有一定差距，学生对国防定向生身份的认同感不强，自信心不足，班级缺乏凝聚力。

 

李刚首先做的是拉近和学生的距离。高高大大的李刚从此变得很“温情”，学生出游前给几句安全方面的叮嘱，送几盒常用的药物；季节更换时提醒学生增减衣服；和学生分享自己学习的方法和待人处世的经验……这些看似不经意的小事让李刚与同学们很快熟悉起来，同学们亲切地称他为“刚哥”。

 

熟悉之后，就要获得学生的信任。李刚开始有意识地去找学生遇到的困难，他把这叫“挖宝”：“当一个人遇到困难时，你去雪中送炭，他会非常感激和信任你。”

 

有一名学生由于一段时间身体不好，一门课有可能通不过，心里非常着急。李刚知道后，帮他向系里申请了缓考，因为这名同学不太清楚学校的有关规定。

 

还有一名同学是入学时被调剂到国防班的，情绪比较低落。李刚几次找他谈话，都很难深入。李刚并没有就此放弃，了解到他家庭经济困难，李刚就帮助他申请困难补助，还帮助他解决学习上遇到的难题，渐渐地，这名同学和李刚成了朋友，愿意倾听李刚的建议了。不久，这名同学在深思熟虑之后主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被发展为预备党员。

 

李刚很少在讲台上给学生们讲大道理，“爱国、敬业、奉献”的观念都是在宿舍里、食堂里、操场上、打完球回宿舍的路上自然而然地讲出来的。

 

“虽然我和他们年龄差距不大，但是感觉现在一些大学生有时候有点逆反。”李刚认为在这种状况下，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就要采用润物细无声的方法。

 

李刚学的是雷达专业，非常了解那些在国防事业上做出成绩的师兄们的情况，他就常用身边这些鲜活的例子激励同学们坚定自己的理想。有一名同学的父亲办企业，希望孩子以后能接自己的班。到毕业时，是这名同学自己去做父亲的工作，坚决要求到部队科研部门去。

 

“他们本质上是好的，但难免有走偏的时候，这就要求辅导员帮助他们把那些实际上是不对的东西自然地扭转过来。如果学生太完美就不需要辅导员了。”李刚说，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只要方法正确，工作越细致，效果就越好。

 

李刚所带的首届国防班28个同学毕业时全部在部队落实了工作岗位，党员人数从刚入学时的5人增加到22人。班级获“清华大学毕业班先进集体”荣誉称号，2人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毕业生，8人被评为校优秀国防毕业生。

 

大事管好、小事不管的康震：“社会对大学生的评价机制应该改变”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康震老师曾经带出过一个荣誉“巨多”的班级：连续两年荣获北京师范大学“优良学风班”和“优秀班集体”称号；2003年获“北京市优秀班集体”称号；2004年班级团支部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团支部”；2006年被授予“全国优秀班集体”称号。

 

这就是2002级1班，康震是这个班的班主任。如今已经毕业的学生，有的参加了工作，有的继续深造，但大部分与康震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说起自己带的班，康震总结说是因为班风好，班干部起到了作用，可以自主运转。他也承认建立起这种良性机制也是颇费了一番工夫。

 

“大事管好，涉及底线问题的要管，小事不管”是康老师的一个原则。他说：“人不是管大的，而是自主成长的。”他告诉学生们，你们来上大学，不是高考后“放风”，不是来谈恋爱，不是要与同学发生各种矛盾，而是要给四年后自己做什么打下一个基础。

 

“其实学生要求的不多，他们只是要求辅导员在关键时候能够指点一下就行了。”于是，他总是努力寻找自己与学生什么地方一致，让自己与学生有共同语言。“以德服人”是康老师的法宝，他讲的课学生爱听，科研成果让学生佩服，为人坦诚让学生效仿。

 

在康老师看来，现在的学生智商整体提高，知识水平比过去高，但是因为学生基数大了，价值观多元化倾向明显，加上社会对大学生的要求提高了，所以不满意的，甚至于批评的声音也就多了。

 

“其实，是社会的评价机制应该改变一下，现在许多评论就像是门外看人，不全面、不客观。”康震觉得现在的大学生不仅像以前一样可爱，而且素质越来越高。需要改进的是社会的评价机制，应该给大学生提供多元的展示才能的平台。否则，这么庞大的群体，一旦有人做出违反常规的事，很容易让社会做出较低的整体评价。

 

当然，他知道这些说起来简单做起来不易。大学生们来自不同背景的家庭，一旦遇到什么问题，解决起来要考虑得非常细致，要考虑不同的个性、感受等等，这最能检验辅导员的工作是否扎实。

 

因此，他认为辅导员工作必须成为一门学科，有完整的学科体系，有相应的职称设置，这样才能做到辅导员的职业化、专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