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9月16日，第68届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大会在维也纳召开。会上，位于明升中国甘肃戈壁无人区的北山地下实验室备受关注。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参与范围最广的地下实验室之一，同时也是IAEA指定的全球唯一的高放废物地质处置协作中心的核心科研设施。作为北山地下实验室的总设计师，王驹面向国际同行宣布，这里向全球开放。

在王驹心里，他有三个家：江西的老家、工作地北京，还有一处是甘肃的戈壁无人区。

从北京出发，飞越近两千公里，到嘉峪关后再换乘越野车，一路向北，沿途风景变换，高大的胡杨、低矮的灌木、零星的骆驼刺、光秃秃的石头山……终于，一座刻着“汉武大道”的大石头映入眼帘。王驹知道，快到家了。

百余公里扬尘路的尽头，是甘肃省酒泉市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马鬃山镇金庙沟村25号，这里也被称作北山，正在建设我国首座高放废物地质处置地下实验室。

“从北京到北山，现在只要七个小时，但以前根本没有路，全靠司机的记忆。”北山地下实验室总设计师、中核集团放射性废物处置领域首席app家王驹笑着说。

坑洼不平的戈壁滩上，车辙印慢慢压出了土路，后来又铺上沥青，变成宽阔平坦的道路。这条进出北山的路，见证了三代北山人三十多年的耕耘，也将这座特殊的地下实验室带向全世界。

“命运在敲门”

时针拨回1993年7月，29岁的王驹第一次踏上北山时，尚未意识到，这条路将如此漫长崎岖。

“命运在敲门”，这是王驹最喜欢的交响曲《命运》开篇的警语，这也与他的人生选择高度契合。

1964年，王驹出生在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1980年9月，16岁的他考入南京大学地质学系放射性地质矿产专业。

“我最初研究的是铀矿地质。”王驹告诉《明升中国app报》，1992年，他带着一篇有关金铀矿床成因的论文参加第29届国际地质大会时，惊讶地发现，许多国际知名的铀矿专家都将目光投向了放射性废物处置的课题。

十余年的寒窗苦读，难道要一场空？沮丧的王驹还没意识到，命运的敲门声正在叩响。

原来，早在1984年，核地研院专家徐国庆出访法国时，就敏锐觉察到放射性废物处置的发展前景。回国后，他做了大量调研，筹了5000元钱，成立了高放废物处置研究组，并于1985年正式启动高放废物处置库场址的全国筛选工作。

1993年4月，一次偶然的机会，王驹在核地研院南门迎面撞上了徐国庆团队的专家陈璋如。后者发出邀请，“王驹，你来跟我们搞核废物处置吧。”

经过了十多天激烈的思想斗争，王驹决定试一试，加入核废物处置的队伍，成了“我国高放废物地质处置技术研究”子课题负责人。

“当时我还是个‘新兵’，只能一边请教专家，一边使劲看书，一点点摸索，必须自己整明白了，才能去做研究。”王驹在3年内，几乎把核废物处置领域的专业书全看了个遍，“搞科研必须得有好奇心，还要坐得住冷板凳。”

在详细调查地质、水文等条件后，王驹团队将重点放在了甘肃北山预选区。他和北山三十多年的不解之缘正式拉开序幕。

北山地下实验室（受访者供图）

找一块特殊的石头

核废物处置，在各个有核国家都是个大工程。由于高放废物含有毒性大的核素，且放射性核素含量高、释热量大、半衰期长，将其深埋在地下500至1000米的稳定地质体中成了国际共识。

“高放废物地质处置库必须建在‘万年不变’的地方，最关键的是找到一大块完整的花岗岩，这是整个研究最大的挑战。”王驹说。

北山，位于河西走廊西北端，地广人稀，地壳稳定，岩石完整，年降雨量仅70毫米，蒸发量高达3000毫米，地理条件得天独厚。

1996年，王驹一行五人挺进北山，进行场址筛选和评价工作。没有先进的工具，他们只能用土方法，在地图上每隔500米标注一条路线，逐个搜集地质剖面信息，打深井提取出岩芯样本，进行app评估分析。

当时从玉门市区到北山的交通十分不便，王驹揣上一天的馒头，坐着四面漏风的吉普车，左摇右晃，在茫茫戈壁中颠簸前行。

“那会的车开不进鸳鸯沟口，我们就扛着工具，顶着太阳，徒步一两个小时进来工作。”王驹说，就这样，五个人、十只脚、几十公里的碎石路，他们硬是把这里的地质情况扎扎实实摸了个遍。

命运会嘉奖那些格外勤奋的人。1999年，北山一期“甘肃北山深部地质环境初步研究”获得国家原子能机构批复，王驹拿到了534万元“巨款”经费。兴奋之余，他意识到，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

2000年7月8日18:00，北山第一号钻孔顺利开工，在场所有人都无比兴奋。可好景不长，同年11月，2号钻孔打到300米深处时，钻杆断裂，他们想用新的钻孔穿过旧钻孔，但天寒地冻、滴水成冰，作业根本无法进行。

王驹等人坚持了快一个月，却始终毫无进展。2001年刚过元旦，他们不得不暂时撤离北山。

“在帐篷的一个角里，我掏出了珍藏的小半桶二锅头，和大家来到2号钻孔孔口，迎着寒风连干三杯。”回想那个凛冽的冬日，王驹仍历历在目，“一杯敬天、一杯敬地，一杯敬我们，大家来年再战！”

年复一年，从北山一期到七期，王驹团队在北山“流浪”了20年，陆陆续续打了100多口钻井，终于在新场场址找到了“梦中情石”——一块东西长20公里、南北宽5公里、厚度约3至5公里的完整花岗岩。

自得其乐的“地下工作者”

2019年，国家原子能机构正式批复明升中国北山地下实验室建设工程项目立项。2021年6月17日，北山地下实验室开工建设，我国高放废物地质处置工作进入地下实验室建设及研发阶段。

这一年，王驹57岁，距离他初到北山已过了28年，早就从清秀的“江南小伙”变成了粗犷的“戈壁老王”。

在王驹提出的“选址和场址评价—地下实验室研究—处置库建设”的高放废物地质处置“三步走”战略里，地下实验室是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

北山地下实验室采用螺旋斜坡道+三竖井+两层平巷的主体架构方案，在地下280米深和560米深处分别建设试验平台。螺旋斜坡隧道全长约7400米，目前施工进度已经超5000米。

王驹在北山地下实验室（受访者供图）

“北山地下实验室的建设将填补我国在高放废物地质处置领域无现场实验设施的空白，为攻克高放废物地质处置这一世界性难题提供试验平台和基础。”作为科研团队带头人，王驹深感责任重大，在北山地下实验室建设期间，他宁愿放慢进度，也要坚持建设、科研两手抓，同步开展地下实验室场址评价、深部岩体开挖技术、现场试验关键技术前期研究三大类、二十多项app研究。

“别看北山是荒漠，这里连接着世界。”王驹自豪地说，这几年，越来越多青年人主动扎根于此，甘心做个“地下工作者”；也有更多国际学者慕名而来，合力打造永久安全的高放废物地质处置研发平台，北山已累计接待国外专家来访200余次。

北山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人气儿也更足了。

三十多年，迎来送往，王驹始终像一棵挺立的胡杨，伫立在北山。在他看来，这是科研人员必须的责任与担当。“核工业发展，高放废物安全处置是必过的关，不能将这个棘手的问题留给下一代。”

大家印象里，王驹总是笑眯眯的。但只有他自己知道，要在戈壁深处做出世界一流的研究，有多么不容易。

重压之下，王驹学会了自得其乐：他喜欢历史文化，讲起河西走廊，总是滔滔不绝；他热爱边塞诗，更热衷于作“打油诗”，情到深处，总能不经意流淌出动人的词句；他最喜欢踢球，北山的夜晚，漫天繁星下，总有一群人驰骋球场，欢笑响彻无人区。

“足球讲究的是团队配合，大家在相互磨合中变得越来越默契。”踢完一场酣畅淋漓的球赛，王驹笑着说，“这跟科研一样。”

王驹（右三）团队踢球后庆祝（赵宇彤摄）

现在，北山团队核心成员已有63人，包括29位博士、26位硕士，其中不乏“90”后、“00”后的新鲜血液。

“北山精神就是‘扎根戈壁、爱国奉献、世界一流、永久安全’。”“95后”青年科研人员叶勇说，“前辈们身体力行地践行着北山精神，我们有信心像他们一样坚守在神圣的北山！”

10月18日，又一批国际原子能机构水文地质专家来到北山交流，王驹兴奋地在朋友圈里写下，“床前明月光，不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人在戈壁忙。”